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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-10-21 03:4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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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标题: 翻译忆晚年郭沫若:专门叫我去家中讲“小道消息” 

  这些并没能改变他那些年

  实际上“靠边站”的命运

郭沫若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藤山爱一郎。坐者左一为郭沫若,坐者左二为本文作者周斌。供图/周斌

  

  从上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,我曾多次为郭沫若先生当过翻译。其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次,是因为自己不懂《蔡文姬》遭到他的严厉批评。

  后来我冷静下来,意识到郭老是当代中国著名的作家、诗人、历史学家、社会活动家,不少人认为他学识渊博,才华横溢,是继鲁迅之后中国进步文化战线上一面光辉的旗帜。所以他对人要求比较高,而我自己的水平远远不够,他对我的批评是完全符合实际的。

  这个全新的认识,帮我真正打掉了怨气。后来再为他当翻译时,思想上没有留下任何阴影。老人家也依旧对我很友善,再未说过一句重话。只是几次提醒我,他年龄大了,耳朵背,说话时速度要慢一点,声音要大一点。

  

  我参加工作不久,就听我国对日工作老前辈孙平化讲过一个他为郭老当口译时出“洋相”的故事。

  解放初,孙平化随中国代表团访问瑞典,出席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大会,时任政务院(后改为国务院)副总理、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任代表团团长。先期到达的日本代表团几位老朋友来中国代表团住地拜会,商量双方如何协调配合,共同把大会开好。郭沫若指定早年曾去东京留过几年学的孙平化当翻译。

  宾主一入座,客人就盛赞郭老,虽国内工作十分繁忙,仍不辞辛苦、不远万里来到北欧,为世界和平事业奔波操劳。郭老边微笑摇头,边说不要客气、不要客气。

  孙平化不知道怎样把“不要客气”译成日文,心想将这四个汉字倒过来说,也许就成日文了,便喊着“客气不要、客气不要”,客人不知所云,一脸茫然。

  ,日语里根本没有这种说法,同时自己说了一句表示“哪里哪里、实不敢当”意思的日文。

  接着,郭老指着满桌子从北京带去的多种中式糖果点心,请客人品尝,又说了一句“不要客气、不要客气”。

  孙平化自信这回不会再出差错了,便立即重复了郭老刚才说的那句意在表示“哪里哪里、实不敢当”的日文。客人依然不知所云,一脸茫然。

  郭老一听,连声喊“不对不对”,又自己说了一句意在表示“不用顾虑、不必拘束”的日文。

  客人起身告别时,再次盛赞起郭老来了。郭老依然边摇头,边说“不要客气、不要客气”。

  孙平化觉得这回绝对不会再出差错了,信心十足地重复了郭老刚才说的那句意在表示“不用顾虑、不必拘束”的日文。

  这一回,郭老真的来气了,客人一出门,就大声训斥他:日本朋友出于礼貌,讲好话抬举我,我一再表示“哪里哪里、实不敢当”,你却反其道而行之,鼓动他们“不用顾虑、不必拘束”,你到底想干什么!?

  这个真实故事,局外人听来也许十分可笑,但对我们口译人员却是一个警示:

  老孙最后苦笑着说,自从郭老那次真正了解他的日语功底以后,就与他彻底“拜拜”,再也不安排他当口译了。

  

  那时,一个日本文艺家代表团来访,我被调去当翻译。客人到达北京当晚,接待单位就安排他们去人艺剧场观看《蔡文姬》。由于我对该剧所反映的历史背景特别是蔡文姬这个人物所知不多,加上演员的台词一般性对话比较少,大多是整段整段地背诵古文、古诗,所以翻译只能是勉为其难。

  几天后,郭老会见这批日本客人。我没有料到话剧《蔡文姬》会成为双方交谈的主要话题,因而事前未做任何准备。

  主宾一就座,客人就兴奋地告诉郭老,到京当晚,他们全团都去看了《蔡文姬》,深受感动。大家纷纷表示,这是郭老又一部传世佳作,内容精彩,引人入胜,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更有人请教郭老,怎样在繁忙的政务工作和社会活动之余完成这部高难度作品的。

  我十分清楚,尽管郭老先后两次在日本长住,达二十来年,知名度很高,日本知识界对他在文学、历史、考古等领域的诸多成就都有崇敬之心,但这次对《蔡文姬》的溢美之词主要是出于日本人见面时一种特有的礼貌。理由十分简单:陪同他们去剧场看戏并为他们做同声翻译的我,自己都云里雾里,似懂非懂,而听我小声翻译(声音太大会影响其他观众)的他们,怎么可能完全看懂,并作出种种评论呢?

  然而,郭老本人似乎并不是这样想的。听了客人的称颂后,郭老高兴地表示,感谢各位一到北京就去观看小作《蔡文姬》,并给了这么高的评价,令他感到受之有愧。接着又简要介绍了该剧的主要情节,称该剧高度赞颂了曹操和蔡文姬“忧于天下、乐于天下”的崇高精神。

  接着,郭老又谈起了相传为博学多才的蔡文姬所作的《胡笳十八拍》。《胡笳十八拍》是乐府琴曲名,为骚体,共18章,一章为一拍,抒写了她为乱军所掳、流入南匈奴的不幸遭遇,以及被赎归汉、与幼子生离死别的矛盾心情。郭老问客人,喜欢其中哪几拍、哪几章?客人脸上一片茫然,全都傻了。见没有人作答,郭老自己从沙发上站起身来,边走边背诵起他自己最喜欢的几拍了。

  见此情景,我只好轻声对郭老说,今天在座的这几位朋友虽都是日本知名文艺家,但大概没有人熟悉《蔡文姬》,更不用说《胡笳十八拍》了,同时承认,我自己也没有看过《胡笳十八拍》,更不知道怎样翻译了。

  我说不出原因,只能一再低头认错,表示以后一定设法补上这一课。

  郭老十分无奈,扫兴地换了一个话题。双方继续谈了个把小时,会见就结束了。

  送走客人后,我觉得应该留下来当面认个错,赔个不是。没想到郭老根本不容我开口,就没头没脑地把我猛批了一顿:“”

  我没有回话,但心里不大服气,心想:从我第一次为你当翻译起,你就知道我不是归国华侨,为什么说现在才知道;在北京大学前面加上“堂堂”二字,以及“高材生”这个称谓,显然更是强烈的讽刺。更暗想,除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外,北大能有几个学生读过《蔡文姬》、懂得《胡笳十八拍》?

  见我一声不吭,郭老就朝会见厅门外走去。我觉得虽然挨了批,还是应该把老人家护送上汽车,就奔出门去。看到在王秘书的照料下,老人家已经坐上汽车,便隔着车窗玻璃招手送行。万万没有想到,老人家竟特地推开车门,走下车来,生气地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说了一句狠话:“你还差得远呢!”

  这句话着实使我痛苦了好一阵子。心想自己那天虽然翻译不顺,没有完成任务,但主动留下来认错,甚至受到批评后还特地来送行致意,难道也是错的吗?

  回到外交部后,我向领导作了汇报。领导可能是为了宽慰我,也可能自己心里有些看法,便开玩笑说,算啦,谁让你是个男孩呢,你要是一个女孩,可能就不会遭此厄运了。

  我并未把这句玩笑话当真,而是一直在想,以前几次翻译,郭老对我都很亲切、友善,为什么这次那么生气呢?想了几天,才意识到,真正的原因是,自己确实“还差得远”。这么一想,我就开始平静和释然了。

  

  “文革”期间,郭老是毛主席指示要重点保护的少数对象之一,对他不准指名批判,不准抄家,不准限制人身自由,不准强令做这做那。但作为一个翻译,我从他的态度、言谈中还是能感受到,他的日子是难过的,心情是很不舒畅的。

  “文革”开始不久,他就违心地当众表示,自己以往几十年所写的一大堆东西,大都是“封资修毒草”,应该统统烧掉。他甚至违心地写过一些称颂和批判性的诗歌和杂文。但这些并没能改变他实际上“靠边站”的命运,没能得到他渴望的畅所欲言、自由创作的权利。

  那时,周总理会见一些日本文艺界客人时,大都只有两个人到场陪见,郭老是其中之一。

  安排座位时,这两位陪客每次都会相互谦让一番,让对方坐在靠近周总理的位置上,不过这种谦让之意从不使用语言,全是用动作来表示的。最后往往是总理表态:“郭老,你年岁大,你就坐下吧。”

  几次陪见,两个人自始至终都一个表情,相互之间不交一语,总理问话时,他们也只简单回答是或不是,余不多言。这种场合,连总理和郭老之间也很少交谈。

  周总理还多次安排郭老出面会见日本客人,因为能够出面的其他领导人大都被打倒或不准会见外宾了。

  他分析,此词前半部分全是写景的,其气势之磅礴,描绘之神奇,可说前无古人;后半部分则全是写人的,其气势之宏伟,比喻之精妙,更是后无来者。他强调,除出众的诗才外,只有拥有毛主席这样的生活、斗争阅历的伟人,才能写出如此大气磅礴、傲视群雄的惊世之作。

  实话实说,通过他的讲解,我真切地感受到,。不过每次都说相同的内容,难免会使我想到,他这样做,肯定还有其更深层次的苦衷吧。因为除此之外,他还能对日本朋友说些什么呢?说自己的作品吧,他早已宣布那些几乎全是“毒草”,应该统统烧掉;说当今中国文艺界现状吧,除了几个样板戏,也是一片空白、一无所有;说“四人帮”鼓吹的那套文艺谬论吧,他肯定是非常不愿意说这种蠢话的。他也曾顺应时代“潮流”,以所谓阶级分析的方法写过一本书,评述他最熟悉的李白和杜甫,结果却少有人问津。一些唐诗名家更认为,这种不伦不类的东西毫无学术价值可言。

  

  “文革”初期的一天,郭老让王秘书通知我,尽快到他家里去一次。我以为郭老要在家里会客,赶紧换装前往。

  谁知,那天下午,除两个服务人员外,宽敞的家里只有他和夫人于立群在客厅里等着。我进门便问有什么事要我去办,郭老夫妇先是让我坐下,又表示今天没有什么事情要办,只想随便找我聊聊天、解解闷。

  我问聊什么呢,郭老说:于女士也说,她本来身体就不好,常年不外出,现在更是闭塞极了。郭老说:你这个翻译同志消息灵通,对人也很热情,知道的事情又多,所以才商量把你请到家里来的。

  我做梦也不曾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怪事:一位担任要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、世界闻名的大学者,要请我这个无名的小字辈去介绍社会新闻和“小道消息”。同时,我也真被这对老夫妇的信任和诚意打动了。

  我尽自己所知,一口气说了一个多小时。所谈内容早已毫无印象了,只记得两位老人像听新鲜故事一样,静静听着,并不时发问。我也像面对记者提问似的,一一作了回答。记得他们最关心的,是当时被打倒和留在台上的一些头面人物的情况。

  告别时,老夫妇特意领我去看了一下客厅后面于女士专用的练字、绘画室。我不懂书法,只觉得字写得特别秀美。我问她写的是什么体,郭老抢着回答:这还用问吗,当然是郭体喽!于女士摇摇头,笑着说,其实不是,他硬说郭体就算郭体吧。

  后来让我一直后悔不已的是,那天没有厚着脸皮,向他们讨要一幅字或者一幅画,留作永久纪念。我想,当时情境下如果自己开口,这对老夫妇肯定不会让我失望的。

  来源:中国新闻周刊

责任编辑:霍宇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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